在钱钟书的经典作品《围城》中，有一句对主人公方鸿渐的评价，形容他为“一个好人，但全无用处”。这句话其实也能适用于许多历史上的官员。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选拔人才的方式不断变化，但标准始终围绕“德”和“才”两大要素展开。理想的官员，是具备德行和才智兼备的能人。然而，正如俗话所说，“清官难做”，许多官员尽管能力不足，却以“清廉”著称。或许他们真的是没有能力，或者他们想通过“清官”这一称号来为自己保驾护航。在雍正年间，雍正皇帝对人才的选拔有独特的理解，他大胆地提拔了许多基层官员。这些人虽然才德俱全，却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通过雍正的选官标准，也能看出清代用人观念的转变。
关于德行和才干哪个更重要的问题，历朝历代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各方势力各持己见，难分伯仲。然而，从整体来看，注重德行的一方显然要更为强大。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马光曾提出“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的观点，认为朝廷中的一些“无能”的清官总比有才的贪官要好。这一观点也反映了自幼受儒家“仁义”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共识，在他们看来，德行永远应该排在才能之前。
展开剩余81%然而，到了清朝雍正时期，选官标准发生了显著变化。雍正并没有将德行完全置于首位，而是更加重视官员的实际能力，尤其是执行力。他并没有放弃对德行的考察，而是认为，清廉并不应该成为官员无所作为的借口。雍正对于选拔官员的标准中，德才兼备依然是最理想的选择，但他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以清官自居、却毫无作为的官员。以李卫、田文镜等人而言，虽然他们在品行上并不算是什么“好人”，甚至像田文镜有“酷吏”之称，但这丝毫不影响雍正对他们的重用和信任。
雍正对于官员选拔的标准独树一帜，这使得他必须具备卓越的识人眼光，否则便会导致官员德才双缺的情况。雍正以勤奋著称，凡是品级较高的官员，在赴任之前，都会得到雍正的亲自接见和考察。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雍正能迅速判断出此人的能力与潜力。雍正不轻易相信外界的流言蜚语，他认为这些只是旁人的看法，往往无法真实反映官员的实际能力。特别是那些有实干能力的官员，往往会触动当地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从而招致负面声誉。如果盲目听信外界的评议，容易陷入偏见，反而不能选拔出符合国家利益的有能力的官员。
雍正的选官标准，实际上受到其父康熙皇帝的影响。在康熙年间，有一位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江苏巡抚张伯行，他的清廉名声远播。但这位清官与当时的两江总督噶礼发生过激烈冲突，互相参奏，互指对方为贪官污吏。尽管噶礼的品行不堪，但张伯行的指控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康熙皇帝虽然在公开场合赞扬张伯行的清廉，但私下里却对他进行批评，认为他虽然清廉，但能力平庸，处理事务常常显得拖沓无力，导致案件积压，政务无法高效运转。
康熙和雍正都认为，地方官员的首要责任是处理有益于民生的事务，而非一味追求个人的“清廉”名声。康熙认为，像张伯行这样的人并不适合担任重职，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管理一省的政务。而与雍正相比，康熙性格较为宽容，尽管对张伯行有看法，但很少公开表露。雍正则完全不认同这些“清官”，他对这种无所作为的官员感到极为反感。
雍正虽然在位时间只有13年，但却是清朝历史上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在雍正时期，许多政策奠定了大清的基础，而他的用人标准也为后来的皇帝提供了借鉴。与康熙时期相比，雍正时期的地方官员大多具有实际执行能力，他们不再像张伯行那样以“清官”自居，而是更加注重实际政务的处理和执行力。
乾隆继位后，有御史曾对雍正朝的用人方针提出批评，认为乾隆应该调整其父亲的选官政策，不能一味看重“才能”，以避免地方官员成为贪污腐化的根源。这一批评实际上是有道理的，毕竟雍正晚期的选官标准有时过于侧重才能，忽略了官员的品行。如此一来，虽然这些能干的官员有较强的执行力，但缺乏品行操守，长时间执政可能导致地方民生困苦。然而，乾隆并未完全改变雍正的选官思路，他依然注重才能，但在选拔官员时逐渐强化了对品行的考量。乾隆在位期间，虽然官员的品行逐渐得到了重视，但仍然更偏重于“能吏”而非“清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和珅，尽管他贪污腐化，但凭借其卓越的官场手腕，仍然受到乾隆的宠信，长年掌控大清财政，权力至上。
总的来说，清朝在选官方面的“才德之争”可算是有了明确的总结。在清朝的历史中，帝王们普遍不重视那些以“清官”自居的官员，雍正皇帝明确将才能放在选官标准的首位，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时至今日，选官的标准依然是德才兼备最为理想，但现实中符合这一标准的官员屈指可数。因此，关于追求德行还是才能的问题，依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如今，反腐败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点，这也使得德行显得尤为重要，甚至超过了才能和手段。这也反映了现代政府在选官和治理上的魄力与决心，同时，对法律的重视也体现了与古代政府之间的差异。
——郭成康《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雍正对用人之道的别一种见解》，《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
——范子烨《说“容止”——中古时代的一个选官标准》，《文史知识》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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