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第13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第三期开幕迎客，广州琶洲展馆内熙攘往来。
就在几公里外的广东省博物馆里，“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大展正在热展，不断吸引着参与广交会的海外客商和各界市民、游客前来参观。
展览现场
古今外贸的活力在此刻跨越时空，交相辉映。当我们走近这一件件跨越唐宋元明清的文物遗存，更加清晰地解锁了广东从“海上丝路起点”跃升为“中国外贸第一大省”的深层逻辑。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制度沿革，正为当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历史镜鉴。
唐代：制度刚性与人文温度
走进展览现场，入口不远处一枚不起眼的伊娑郝银铤拓片便引起了不少游客的兴趣。
“第一次知道唐代就有这么细致的外商治理，连外商遗产的处置都考虑周到了！”来自广东实验中学的伍同学看到这枚银铤背后的故事颇感意外，“在这个展览里，我看到了历史教科书里都没有写到的很多故事和细节。”
唐伊娑郝银铤铭文拓片
唐代的广东，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而这枚伊娑郝银铤，便见证了唐代对外贸易治理既以制度为纲，又不失温度的智慧。
公元8世纪下半叶，波斯商人伊娑郝来华贸易期间，不幸客死广州，因三个月内无亲属认领遗产，岭南节度使与市舶使依例对他的遗产移送长安。
这一史实背后是唐代针对外商遗产处置逐渐成熟的管理制度，既保障外商合法权益，又通过官方介入维护贸易秩序。
一方面，官府并非在外商去世后立刻处置遗产，而是设定了三个月的认领窗口期。这一期限的设置，充分考虑到古代交通不便的现实，外商亲属可能远在波斯或其他海外地区，需跨越山海才能抵达。另一方面，官方主动介入保护而非放任，从根源上防止了本地豪强或不法之徒侵吞、霸占外商遗产，用公权力为“异乡人”筑起权益屏障。
展览现场
安史之乱后，外贸事务由地方军政长官（岭南节度使）与专职外贸官员（市舶使）协同共管，节度使负责封押、护送，市舶使负责估价、登记，形成“分工而不割裂”的治理格局。
此外，唐代广州对外贸易繁荣，多有蕃商留居。族群复杂、数量庞大的蕃商在广州并没有处于无序状态，而是在城西开始逐渐形成蕃坊。
唐代蕃坊示意图
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在《广州历史地理》中写道：“唐代蕃坊是一个外国商人聚居区，不是一条街。北到中山路，南达惠福路和大德路，西抵人民路（西城之城墙），东达解放路。”
唐代对蕃坊的管理更体现出尊重包容的智慧，允许外商聚居形成 “蕃坊”，由 “蕃长”自主约束内部事务，既尊重外商的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又将贸易活动纳入官方管理框架，实现“多元共生”与“秩序稳定”的平衡。
如今，当代中国持续完善外商投资法、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保障外资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正是对唐代“制度化包容”理念的传承与发展。
宋代：从短期交易走向长期共生
南海神庙对广州本地市民游客来说颇为熟悉，但展厅里《大宋新修南海神广利王庙之碑》的拓片却讲述了“老广”们都不一定知道的故事。
因陆上对外贸易范畴受限，宋代中国遂将外贸重心转向海路。由此，北宋攻克南汉后随即在广州设市舶司，广州是宋朝对外交往的唯一港口。
《大宋新修南海神广利王庙之碑》拓片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颁布的《广州市舶条》，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贸法，后推广至全国各市舶司。
广州市舶司不仅成为北宋首个市舶机构，更凭借“管理范围最广、存续时间最长”的特点，为当时的广东乃至全国外贸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制度环境。“市舶宴”便是其中的点睛之笔。
历史学家蔡鸿生曾在羊城晚报撰文《市舶宴：宋代广州为外商践行的酒会》。文中指出，因受季候风制约，宋代来往广州的海舶“冬往夏归”，许多外商需在广州居住一整年（称为“住唐”），待来年季风来临时再启程。每当外船启碇前，广州市舶司提举官便会设宴请客，以公使酒库的酒为外商饯行。
《宋会要辑稿》
本次大展的策展团队特别在展厅呈现的《宋会要辑稿》亦能佐证。据其记载，宋政府积极采取优待蕃商政策、定期设市舶宴等，鼓励他们来广州贸易。外贸管理人员中外兼有，体现出对外贸易中外共参的特点，更以“柔远”之道吸引外商，促进中外友好，维护国家稳定与繁荣。
宋代的广东外贸，通过“体系化制度保障贸易秩序、人文性礼仪增强外商认同”的双重举措激活贸易活力，让外贸从“短期交易”走向“长期共生”。
而宋代“市舶宴”，不再局限于“完成基础服务”，而是通过“主动关怀”让海外客商感受到被重视，进而增强对广东外贸环境的认同与信任。
观众观展
这种“刚柔并济”的思路，既是千年外贸智慧在当代的鲜活转化，也为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可借鉴的“广东样本”。
值得一提的是，自宋太宗开始，宋朝中国曾遣使臣团赴海外诸国，主动招徕商贾来华贸易。此后，历朝君主及地方州府亦多次循此举。可见，宋代并未止步于继承唐代市舶制度，更推出“优待蕃商”的主动政策，将外贸管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招引”。
元代：跨文明技艺融合与“需求定制”的外贸突破
在展厅中间，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代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被放在独立的专门展柜中，瓶身上看似传统的器型与纹饰，却藏着跨文明融合的密码。
展览策展人丁蕾在展柜前向记者解读这件国宝：首先烧制青花瓷所用的钴料，并非中国本土出产，而是来自波斯地区，促成了中国瓷胎与波斯钴料的技艺融合。
元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
历年来，广州城市中心及沿海沉船中发现的大量青花瓷器碎片，均证实广东是元青花外销的重要枢纽，各地瓷器经广东港口或沿海运送至海外，推向全球市场。
实际上，元青花的诞生直接源于海外需求的驱动。古波斯信奉的伊斯兰教法典《古兰经》禁止使用金银餐具，中国瓷器的精致与实用恰好填补了这一需求空白，而为适应伊斯兰国家“席地围坐”的饮食习惯，当时的中国工匠们专门烧制大罐、大盘、大瓶等大型器皿，方便多人共享。
元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局部）
“当时元代的广东商人就能想到定制化设计，实在太巧妙了。”从事家居外贸的观众赵女士是本次广交会的参展商，她也来到这个展览。“我们现在给海外客户做定制家具，其实也是这个思路。从规模化转向精准对接需求，这是元代的广东就验证过的路。”赵女士说。
元代的广东外贸以“精准对接海外需求”为核心，通过跨文明的技艺融合，打造 “定制化产品”。这一思路为我们当代广东外贸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提升”、实现价值链升级提供了历史启示。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政府对瓷器海外贸易有着直接的扶持与参与，在瓷器出口贸易商采取不少支持措施，尤其是在税收上施行让利优惠政策，注重遵循互通有无、平等公平、自愿买卖等具有契约精神的文明规则。
明代：却金不受与通关便利
展览现场，展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东莞“却金亭碑”的碑文拓片。上面记载了一段廉政佳话：嘉靖十七年（1538年），番禺知县李恺奉命主持东莞外贸税收（“榷莞税”）。
李恺大刀阔斧改革，允许外商自报货物数量，简化查验流程，明确“不封船、不抽税、不拉差役”，严禁官吏随意骚扰外商。曾因当地官员勒索而苦不堪言的外商大为受益，为表谢意，暹罗（今泰国）商人柰治鸦看邀集外商筹银百两相赠，李恺坚决拒收。
《却金亭碑记》拓片
李恺的改革还将信任赋予外商，既提升通关效率，又降低贸易成本，与唐代市舶司 “阅货抽分”的规范化传统一脉相承。
崇祯《东莞县志》（卷六）对此事也有记载：“李恺以嘉靖十七年莞榷税，分毫不染，彝人请于藩司，崇坊以报德，乃建却金留芳亭于莞教场。”珍贵的却金亭碑一直保留至今，碑记讲述了这段佳话。
《东莞县志》（卷六）
几位来自东莞的观众看到《却金亭碑记》拓片，格外亲切。“却金亭碑是我们东莞的佳话，没想到在省博外贸大展上还能看到它。”市民周女士说，“李恺的改革让外商信任东莞，现在东莞外贸这么强，也是继承了这份诚信底色。”
明代对外贸易制度以国家安全与政务稳定为核心，海禁政策与朝贡体系贯穿始终。广东作为海上门户，在服从中央管控的同时，亦不断探索地方路径，成为制度变革的先行者。
明中期后，沿海私人海商日益活跃，以生丝、丝织品等商品推动贸易格局转型。广东率先推行“广中事例”，税收上复用宋元时期的抽分制，万历年间又改为丈抽方式，既拓展中外交往，亦显著增加外贸收入。
展览现场
此外，广东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允许百姓与外商直接贸易，展现出中央管制下探索弹性空间的智慧。
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地方因势应变的能动性，也为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下推进区域合作、灵活开放提供了历史借鉴。
从明代的自报核验、到“广中事例”的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再到当代的便捷通关，制度创新、互利互信始终是广东外贸穿越周期的核心动力。
清代：从商品输出到文化共鸣
乾隆广彩浆胎花卉奖杯纹瓜棱扁瓶在柔和灯光的照射下，瓶身上“C”形“S”形的洛可可曲线显得优雅唯美。暖黄色的光线漫过玻璃展柜，衬得瓶身愈发温润，精致得仿佛能触摸到细腻纹理。
不少年轻女生拍照打卡这件充满西方审美趣味的独特瓷器，“没想到几百年前的广东就有这么‘潮’，广彩不愧是以前‘中国制造’的全球爆款。”
乾隆广彩浆胎花卉奖杯纹瓜棱扁瓶
乾隆广彩浆胎花卉奖杯纹瓜棱扁瓶处处透着“洛可可”风格的精致，大量的优雅曲线与贝壳状纹饰，迎合了18世纪欧洲的审美潮流。同时，这类瓷器还常常融合中国传统的花鸟纹、岭南风物元素等，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气质。
从传统的茶叶、丝绸、瓷器到外销画、牙雕等外贸商品，清代广东的外贸早已超越“生活器具”的范畴，实现从“商品贸易”到“文化共鸣”的跃升。
结语
从波斯商人伊娑郝客死广州后官府依规处置遗产，到宋代市舶司设宴为“住唐” 蕃商饯行；从元代中东钴料与景德镇瓷胎碰撞出元青花的惊艳，到明代暹罗商人与东莞官民因“却金不受”结下互信；再到清代广彩瓷器摆上欧洲宫廷的餐桌，“中国风”成为欧洲社会的流行风尚……
千百年来，广东外贸始终朝向“互利天下”的最高境界：不仅交换商品，更交换审美与文化，以国家制度参与保障，让不同文明在共鸣中相互融合接纳。
贯穿始终的，是“互利共赢”的主旋律。这份主旋律，让“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共识穿越时空，成为外贸行业对广东最深刻的认同，更让广东外贸跳出 “物质交易”的局限，成为不同文明对话的桥梁、共生的纽带。
我们始终懂得，真正的“互利”，从来不是一时的数字增长，而是跨越国界的信任传递；真正的“开放”，从来不是单向的商品输出，而是文明间的双向奔赴、长久共生。这既是广东外贸“互利天下”的千年答案，也是它面向未来的永恒初心。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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