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抗战时期，我军一个基层连队上政治课的场景——
官兵们聚在一起，他们年轻而淳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讨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话题：“每个中国人都不愿意当亡国奴”“我们的问题是要唤起全国人民，就像我们唤起山西人民一样”“我们大家都要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收复失地”……
这堂政治课，讨论的是“为谁而战”，思辨的是“如何胜利”。1936年秋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在这样的一堂课上，窥见了红军官兵身上一种有别于中国其他军队的特质，他称之为“革命觉悟”。
一
当时，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侵华日军不断沿长城制造事端，战争乌云已经笼罩着整个中华大地。
国难当头，共御外侮。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两支队伍均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对日作战。然而，在此前的改编谈判中，蒋介石却别有用心，要求取消人民军队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
自1927年建军以来，新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始终是我军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但为顾全国共联合抗日大局，中国共产党一度进行了让步。
1937年8月，改编后的八路军官兵，摘下帽子上的红星，奔赴山西抗战一线。此时，这支军队三师六旅十二个团的队伍中，已没有一名政治委员。
不良后果很快显现。首战平型关后，黄克诚前往部队调研发现：因政治工作功能地位受到削弱，即便以往非常优秀的红军部队，作风也明显变得松垮，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更加艰险复杂的挑战还在后面，若任其发展下去，这样的军队绝难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
无政治工作，军队则无灵魂。1937年10月22日，党中央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机关与政治委员制度。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只能加强，决不能削弱。
二
“生命线”一经加强，威力立显。
就在骄横的日军向山西腹地猛烈进攻之际，一支名为“工作团”的八路军队伍却穿越战线，出现在敌人后方的阜平、五台地区。这支队伍主要由八路军政工人员组成。每到一地，队员们书写标语、绘制漫画、表演话剧、组织人民集会。
“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被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造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仅一年时间，晋察冀根据地就覆盖70余县，人口达1200万，武装力量发展至10万余人，成为牵制日军在华北行动的强劲力量。
政治工作只有紧贴官兵、紧贴群众，才能发挥威力。一张张老照片，生动再现了各敌后战场活跃开展政治工作的场景：
——这是鼓舞斗志的画面。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被摆上街头流动展出。根据地军民斗志昂扬，充分做好迎接日伪“扫荡”报复的准备。
——这是激发士气的画面。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开进南泥湾，政治工作随即深入田间地头。官兵们“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这是稳定人心的画面。1944年3月，我军收复河北涞源插箭岭后，八路军政工人员很快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新解放区迅速实现团结稳定，抗战力量得以发展壮大。
曾到华北敌后战场访问的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逊，不禁感慨：政治工作是八路军军事行动获胜的最重要因素。
三
抗战之初，年轻八路军军官宋任穷曾拜访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团司令官汤恩伯。一贯骄横的汤恩伯，不仅客气地接见了这位共产党政治干部，还耐人寻味地问道：“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总打不散，散了也能收拢来。我们的部队怎么就不行呢？”
其实，包括汤恩伯在内的很多国民党高官，并非不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能够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原因。有些国民党部队甚至也曾模仿、照搬我军的某些政治工作方法和制度，但很快便会踏空走虚。比如汤恩伯就多次公开宣称整肃军纪，枪毙过若干违纪官兵；为了体现“体恤士卒、平等友爱”，还曾拍摄穿着棉袄、与士兵一同啃大饼的宣传照片。
可惜，他们不明白，真正的政治工作既有其“表”，更有其“里”；既有其“形”，更有其“真”。历史和人民，自会对真与假、实与虚作出公正的评判。
1949年春，渡江战役打响。国民党军汤恩伯部龟缩在上海城，一边紧急外运黄金物资，一边妄图凭借碉堡工事作垂死挣扎。此时，在上海周围，担负攻城任务的解放军部队各级政治机关，正在按照党中央、毛主席“不仅要消灭敌人，还要保全城市，还要争取人心”的指示，广泛开展教育和动员。
“自夸防御能持久，一霎倾颓水向东。”上海战役打响的第16天，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上海，就回到人民的手中。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上海市民打开家门时，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湿漉漉的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
倾注真情、求真务实的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强基固魂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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